在中国好像早已有了不成文的规定，即“谁划线，谁收益”。这种现象小到居民区路边的停车位，大到国家行政管理条例。

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是危言耸听，线是随便划的吗？谁来划都行吗？划线的规则也是有的吧？是呀，线不该是随便划的，也不是谁都能化的，更该有规则，有法可依。但由于一些规则的缺失，给一些人带来了权力寻租的机会。

先说居民区的停车位。一个始建于是60年代的北京朝阳区小区，停车位自然没有。现有的停车位自然都是后来的一家物业公司画的，据说这家画线的物业公司干了不到一年，画了线、收了费就走人了。这就是划线收益的一个例子。

后来，当时交了钱的住户，不管交的月租还是年租，成了终身拥有了。理由是我们当初交钱了，这个车位就是我们的了，于是N年来，自己再重描线，打地锁。

再后来买车或后进的住户就只有把车东塞西塞，要不就停在小区外的路边。刚开始还没事，后来停的车多了，画线的人就来了。

这线一画，这条路就值钱了。6元一小时，跟国家大剧院的地下停车场一个价。但服务和安全性就差得远了。

某日，一停车管理员对某车主说：“你停了一晚上了，6元钱一小时，你得给50块钱，算便宜点儿，你给35。”

车主就问，“你们晚上都不在，我的车要是被人刮了，撞了，你赔不赔，你尽什么义务了，提供什么服务了，我就要给钱。你是哪来的，我都不知道。”

车主们都有感触吧，除了写字楼、酒店、商场、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，你知道你的钱是给谁的，马路边上你停下，就有人来收钱，管他是那里的，给就对了。没人收钱的路边，车主们都是四处眺望，当心一会儿回来车窗上就是一张罚款200的白条。

如果说马路边停车，小区门外停车要收钱，这钱应该有哪家公司来收，是不是应该由消费者说得算？多少钱合适，消费者是否应该有议价能力？收了钱是不是应该提供相应的安全服务？如果说什么都不能提供，凭什么他在那里画条线就收钱？别人为什么不行？

谁划线，谁收益。好像由来已久。

改革开放之初的“官倒”们也是典型。一条有形或无形的线使一部分人进不来，一部分进来的人利用各种关系卖批文，卖资质。1988年9月，国务院宣布对“流动领域”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。在惩治“官倒”的一片呼声里，“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”在当时著名的五大公司中首当其冲。（其中重点不清楚的人可以去查）

刚刚关起来的大老虎也是划线收益的典型。在这个领域里，我玩得转，那么规则我来定，这场牌局里我决定谁是赢家。这一点，竞过标的人都懂的。为此，也有人成立了专业陪标公司。

2007年7月10日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死刑。他也是行政审批划线收益的代表人物。这条线规我划，当规则与个人利益有种突时，我选择改变规则，收获个人利益。

【新闻摘要：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，确认一、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。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，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，接受请托，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，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、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。2001年至2003年，郑筱萸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，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，严重不负责任，未做认真部署，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。经抽查发现，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，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，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。】

2013年我采访北大一位研究生物制药的老教授，他直言郑筱萸有罪，但罪不至死。起码他在位的时候还有新药在发，并不都是假药，其中也有好的，有益于中国医药产业的。但是他的死却造成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几年不批新药。很多新药研发停滞了。

如果划线规则可能引争议，那我就干脆画一条红线，谁也别进来。这种做法是自己安全了，管别人死活。

在金融监管领域，一直被市场关注的、争议最多的就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。关于新股的市盈率这条线可以说是划来又划去；关于上市时间也是从规定时间、限定时间，再到停止，时间节奏既不属于上市公司，也不属于市场。现在还有很多企业在排队，如果将这些排队企业集中上市，市场一下子会玩完吗？

投资者自然会用脚投票。当一千个人去买十件衣服，那衣服的价格自然涨；当一千个人可以从上万件衣服里去选自己喜欢的，卖衣服的人还能疯狂溢价吗？除非它把自己定义为极高端的奢侈品。

划线的人自然都是非常聪明的，一般经济规律他怎么会不懂呢？但是若“一放就乱”，谁来负责？那就“不放”吧。

可是不放不行的情况下怎么办？比如互联网金融。

当监管跟不上时代，监管与被监管者变得“暧昧”。一边鼓励发展，另一边绕道而行；企业一边创新，一边“抱大腿”；在P2P行业，一边创业，一边准备合法跑路。

谁在为从业者和监管者的成长埋单，答案显示易见——投资者。

在很多领域，都有一个资质问题。有些资质的颁发让人觉得本末倒置。比如施过多少次工，你才可以申请什么资质。可是没有资质的公司，本来就没有施工资格。于是又出来一个潜规则，小企业向大企业借资质。

十八大后，“依法治国”被提上一个新高度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“法制”。“法制”是告别“人制”的关键，也是减少“权力寻租”的关键。国家治理中的每一条线都应该由人民的利益决定，“划线”不应是某个人的职权，公共权力应由公共利益决定。